12月28日-29日，202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济南）峰会在泉城济南圆满举办。

峰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代表峰会主办方发表致辞，并以《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为题作了演讲。他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企业文化建设不可或缺。一个企业要谋长久的高质量的发展，要想打造百年老店，就必须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下功夫。他强调，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打造更多的百年老店，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要依托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这条主线来推进。

现将致辞及报告全文发布如下：

尊敬的李毅中部长、王秦丰部长、张述存会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企业家、媒体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大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泉城济南，参加由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峰会组委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济南）峰会，向大家克服种种困难参加会议，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新冠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顺利召开这次峰会，组委会主席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并做了具体安排部署。会务组的同志们为峰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在此向你们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峰会自2014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这样一个远景目标。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企业文化建设不可或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如果只是寻求短暂的量的增长，可以依靠惯性，也可以靠外部环境的推动。但是一个企业要想谋求长久的高质量的发展，要想打造百年老店，就必须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下功夫，甚至可以说做企业就是在做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要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这些都是我们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企业文化有着快速的成长空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要依托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这条主线来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实体研究中心，是我国高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性的文化研究机构。这个中心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战略研究为中心，以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为两翼。致力于国家、区域、行业文化发展研究，打造我国文化研究领域具有良好公信力和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代表性的思想库、智囊团。这个中心在李铁映老院长的提议和支持下成立了21年。21年来，严守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秉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品格，以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我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突出的学术特色。如文化蓝皮书品牌系列等。积极开展国内外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承担了中央交办和国家部委委托的重大课题，与山东、浙江、安徽、云南、江苏、陕西、甘肃等地方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开辟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研究的新事业。

今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风华正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统筹疫情防控及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十四五”开局良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功？这正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和重要任务。新冠肺炎疫情给市场主题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次峰会的主题是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就是希望我们的企业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文化力量，比如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文化、比如党的初心使命文化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积极作为。希望大家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责无旁贷。在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国企业文化，为促进共同富裕添砖加瓦。借这样一个机会，我也想谈一下我对于中国企业家的一点看法，集中到一个观点就是“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的重要论述来谈起。

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家的重要论述谈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以下简称“两个健康”），激发、保护和重塑“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致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再次强调了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性，以此勉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新时期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家？如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如何重新定义和塑造“企业家精神”？关于这些问题，我建议放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脉络下加以思考和处理。

一、问题的提出：让经济重新嵌入社会 

面对这些问题，重温卡尔·波拉尼在上世纪40年代所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或许能给我们不少新的启发。波拉尼认为这场“大转型”源自于18世纪末期，直到那时，“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然而，在工业革命后，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彻底颠倒了，一套新的理论建构出现了。这套理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将经济建构为由有机整合的市场所组成的体系，而这一体系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在理论层面，经济被建构为一个可以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的、独立的、自足的领域，人类社会也被认为应该从属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市场。事实上，这一套理论建构是19世纪初英国思想家们面对早期工业化的经验所做出的理论探索，伴随英国当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套理论后来成为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理念和组织原则。当然，在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就“不假思索”地被我们全盘接受了。

然而，波拉尼指出：所谓的自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包括土地（其实是人类的生活空间）、劳动力（其实是人类的劳动）、货币（代表了人类根本的社会联系），然而这些元素事实上都不可能真正的被商品化，而只能是“虚假的”商品化。因此，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理念其实包含了内在的悖论，也潜藏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会带来社会的反向运动，而极端的反向运动可能造成人类社会的灾难。而为了避免灾难，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找到如何让经济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式？

二、西方的经验：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调节

回顾过去100年，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经验，既以作为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反观自己今天的处境，也可以作为思想资源，为我们今天处理中国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20世纪40—70年代：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从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矛盾与危机悄然而生，尤其是生产能力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治理和社会保护的问题空前严重，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反思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念被引入政治舞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平衡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主张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强调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投资公共建设，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保障民生。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的30年间，自由市场让位于社会保护，凯恩斯主义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底色。

与此相关，1944—1945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货币的价格不再由市场决定，这意味着货币的“去商品化”，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投机性的资本流动。货币的“去商品化”，也使得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成为可能。

在这一阶段，福特制成为企业组织管理的流行理念和实践。福特制以标准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为特征，大工业生产催生了工人中产阶层。首先是收入水平的提升保障了工人的消费能力，其次是八小时工作制的推行使得他们有了业余的闲暇时间，工人有可能享受外出旅游等曾经仅属于富裕阶层的消费方式。整体来看，大工业生产与大众消费实现良性循环。与此同时，由国家所提供的基本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成型，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住房保障、教育投入、交通、通讯、饮用水等。这些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商业雇佣关系中的内在不稳定性，工薪阶层甚至有可能在相对稳定的预期中安排自己及家庭的终生筹划，整个社会整合水平得以提高，经济领域得以“再嵌入”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国家几乎没怎么干预生态环境问题。企业可以极低的成本利用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从而获取额外的利润。环境依然作为“虚假的”商品，臣属于商业逻辑的支配之下。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框架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战后“黄金三十年”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新的危机，这些危机来自金融、社会、贸易、环境等各领域。尤其是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共存为特征的滞涨危机，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手段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念替代了凯恩斯主义，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保护就业与社会民生的制度开始让位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制度。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从“可调整的盯住汇率”转向“浮动汇率”，货币的“再商品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各国对经济领域的调控能力。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全球化与金融化，跨国公司与金融市场有了更大的主导性力量。

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股东的流动性，也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场所在世界各地的流动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无法保障与其雇员的长期关系。再加上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压力，劳资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福特制的良性循环被打破。在这一时期，熊彼特的创新学说恰好为企业家阶层试图超越福特制与凯恩斯就业保护理念的渴望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获取利润、赢得竞争的必经之路，企业家应当成为创新的主体，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不断在既有经济结构中寻求革命突破，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正是在熊彼特创新学说的指引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转向市场竞争、知识经济和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伴随货币与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和环境危机日益加剧，资本主义体系再一次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理念和实践被引入进来以应对这一困局。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受到了企业界和各国政府的肯定与拥护。对于企业来说，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改善企业形象，展示企业应对社会和环境危机的能力。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在经济领域金融化、国家对企业管控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了以伦理规范来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的可行性。企业社会责任被寄以厚望，期望它可以带来新的“大转型”——即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在货币商品化的条件下，带来环境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去商品化”。

过去20年，西方企业界做出了许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探索。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难点却在于：如何确保商业领域的行动者，尤其是资本所有者，改变其行为，将“伦理”意识，例如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维护社会平衡的意识，内化进入其绩效评价体系和商业决策体系。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三、本土的基因：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在100年后的今天，在新时期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则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涵。曾经被西方世界奉为至理名言的“创造性破坏”或许会成为隐含的社会威胁，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企业自身。作为颇具争议的阶层，商人与中央政权一直处于彼此博弈、相互支撑的暧昧关系中，这样的张力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尤为激烈。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尚未明确出现“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专业术语，但商人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与实践，与西方世界推崇的企业家特质十非常相似，他们同样敢为人先、勇于冒险、目光远大、善于学习和创造。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更多具有家国情怀的商人典范，在他们身上流淌的先义后利、诚实守信、经世济民等中华商道基因，与当下所呼吁的“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一脉相承。

中国商人在走南闯北的艰苦漂泊和惨烈竞争中，逐步拓展其自己的人脉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以地缘、亲缘、血缘为纽带抱团取暖，创立共同的商业规则和做人信条，以共同发源地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不断涌现出来，也逐渐形成在某一领域势力庞大甚至垄断地位的竞争优势，进而生成了地域性的商帮文化，颇具影响力的有晋商、徽商、楚商、粤商、闽商等。一方山水孕育了一个商帮，基于特定的历史、区位、信仰、资源、政治等基础要素，各地商帮也呈现出各自特色，比如徽商崇尚“见利思义”“以义取利”、楚商追求“敢为人先”“冒险精神”、粤商重视“低调务实”“只干不说”等，晋商乔致庸、徽商胡雪岩自是其中翘楚。当然，只按照地域去划分商帮精神似乎是过于笼统的，因为目之所及处皆为中华商帮的优秀传统品格，只是某些特质在具体的地域中体现更为明显、更为当地人所推崇，但无论地方特色多么凸显，他们的处世为人经商之道中无不将“家国情怀”奉为宗旨。

帝制晚期，私营企业和官员在经济活动和政治领域中扮演的角色相互重叠、交织，多边网络加强了不同阶层间的社会关系，亦逐步消融了阶层差异，但对“贱商”的刻板印象仍旧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私营企业家很难真正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规范和政治抱负落实到国家事业当中。这种转变出现在20世纪后，伴随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国家变局，具有爱国情怀的民族实业家成为自强求富和救亡图存战斗中的积极力量。提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毛泽东主席曾表示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四位实业家代表着近代中国相应行业的发展情况，在此以张謇为例。他不仅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将实业财富转化为对国家的投入与贡献，提出“资本互助”的合作思想，同时也是立宪之父，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志之士。多重标签表明，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建设一个理想社会。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南通博物苑参观考察时，盛赞张謇为“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更是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要勇于创新、奋力拼搏、力争一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更是迎来新的机遇与空间，也意味着应当承担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企业营销无国界，但企业家有祖国，家国情怀是从古至今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和珍贵品格。因此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企业发展必须同国家繁荣、民族 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新时期中国需要的企业家精神的精髓。

四、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当下正值我国“两个一百年”的交汇之年，展望2035，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理应自觉地对标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运用专业化的能力，发挥开拓创新的精神，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是当代世界经济环境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需要积极地与国际既有规则体系接轨，借鉴西方企业的经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利用企业专业化的技能、资源和管理能力，在应对社会挑战，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中国的企业还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中汲取营养，“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同时也要向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如何促成最有活力的市场经济。

同时，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着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团结引领工作，建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党的事业的致胜法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储备队伍，其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他们与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侨同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只有形成和谐、健康、清廉、公开、透明的政商关系，才能给予民营企业良性发展环境保障，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而言之，强国梦还需要强大的民族工业作为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世界一流的企业与企业家。我们也期待，全社会要给予企业家更高的价值认可度，营造更有利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企业与企业家健康家成长。

（文章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