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倡树上为做好三次分配创造爱心氛围——省政协委员、省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文秋接受联合日报采访

□本报记者　郭晨曦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声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次分配，被喻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　　

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三次分配被重点点题，迅速成为热词。三次分配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对促进共同富裕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更好发挥效力？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次分配，是社会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资助等公益慈善方式对社会资源、财富进行的再分配。

其实，党的十九大以来，这个词已数次被提及。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早在1994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就提出了“三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分配”。

经济学家贾康日前对国民收入三次分配也做了阐释：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主导的，生产经营成果按照要素贡献，分配在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形式上，相关政策要注重激励市场主体、社会成员在创业创新活动中“做大蛋糕”；再分配，主要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政府主导的调节特点非常明显，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等，更多地体现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三次分配，一般认为就是指公益慈善机构、基金会和志愿者组织来主导，按自愿原则分配，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驱动力、自治和多样性为特征的进一步均平化的调整。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无形之手”，再分配是政府主导的“有形之手”，三次分配则是社会主导的“温柔之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初次分配是由市场主导创造资源的“造血”行为；再分配是在心脏推动下促使血液在主动脉中的循环，给人体各器官带来氧气和营养，降低系统风险；第三次分配则是促进人体健康更加均衡的小血管、毛细血管的微循环行为。

随着老百姓实现温饱和全面小康，国家明确把共同富裕列为发展目标，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被放到比以往更重要位置上，释放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十四五”期间我国在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将要加快步伐。首次明确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展现了中央对新时代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重大决心。
济南大学教授赵宝爱说：“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拓宽了人们对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认知。共同富裕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借助市场之手、政府之手和社会之手，即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加快实现。实践证明，市场和政府有难以覆盖到的人群和领域，需要发挥三次分配作用，不断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和生活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家政策，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推动先富者支持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已经具备物质条件。中央同时提到了慈善事业和三次分配，体现了中国慈善事业是服务于共同富裕这一根本目标的。”赵宝爱说。

三次分配对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但做好三次分配，让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却依然任重道远。

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取得新发展。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但额度仅占当年中国GDP的0.15%。而2019年美国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等慈善捐赠达到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而且，从2014-2019年的数据来看，我国慈善捐赠增长也并非“一路向前”，也有一定波动。相比欧美等国家，无论在捐赠总量还是经济占比上，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次分配的水平总体较低。

但这也意味着，以公益慈善事业为主的三次分配，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特别是当社会总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进一步推动公益和慈善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必将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产生深远影响。

三次分配的原动力来自于道德、文化、习惯的影响，来自向善、为公、乐施等社会价值理念的引导，也来自法律政策的鼓励和促进。

“相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有关政策规制与运行还相对薄弱，潜力还没有挖掘和发挥好。所以中央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给以关注，意义深远，有助于在新阶段更加完善分配政策规制，实现更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山东社会科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研究员王希军说。

如何让“温柔之手”充满力量？

要从文化倡树上为做好三次分配创造爱心氛围。

“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本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兼济天下，许多流传已久的善行义举故事至今仍在诠释着中华民族爱人、助人的传统精神价值。做好三次分配，首先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这种传统文化美德，同时要大力宣传时代公益新风尚，既宣传作出较大贡献的慈善家，也要宣传热衷公益的每一位普通百姓，让公益精神的种子埋进每个人的心田，构建社会新风尚。”省政协委员、山东企业文化学会副会长朱文秋说。

“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公益行动，与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以强制性来促进公平正义，三次分配体现的是文化与精神追求。要在机制上发挥企业家精神，加大力度推动把公益慈善精神作为评价企业文化、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推动广大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三次分配打牢基础。”朱文秋说。

从制度设计上为做好三次分配铺好政策基石。

业内专家的普遍共识是：我国《慈善法》2016年已经出台，民政部及相关部委也发布了21项公益慈善领域政策文件，但促进公益慈善事业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各地还需要为这些法律法规的落地做出更为细致的制度性安排，把法律规定转变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动力。

“这方面目前尚是短板，需要从上到下完善相关的政策规制，如税收调节政策等，将蕴藏在社会诸多方面的三次分配潜力能量发挥出来。”王希军表示。

通过税收政策推动三次分配，普遍呼吁切实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对捐赠的扣除额度，调动个人参与三次分配的积极性。譬如当下我国个人将其所得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相比之下，美国慈善捐赠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可抵税比例为50%。另外要适时开征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

要从组织体系构建上为做好三次分配形成多层次合力。

要适应时代特点，尽快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公益组织、社会主导的民间公益组织、政府和社会结合的公益组织的多层次组织体系。

“明确慈善和公益组织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慈善和公益组织主体活力，形成社会监督和行业监督相结合的良性氛围，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成效。”山东大学教授高鉴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