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两弹一星”精神 】 王安喜：从红色精神谱系中立心铸魂——《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1.“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世纪50年代，襁褓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国家安全，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毅然决然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研制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样的成就令世界为之惊叹。“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两弹一星”在制造出“争气弹”“争气星”的同时，也孕育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23位“两弹一星”元勋是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先进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钱学森、郭永怀等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但为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也有很多人像于敏一样，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家人都不了解他们具体从事的工作。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先进群体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2.“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1）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处曾提出“关于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备忘录，叫嚣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而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面对核大国的武力威胁和世界军备竞赛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毅然指出：“我们也要有原子弹！”“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尽管当时中国研制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环境及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满怀对新中国的真挚热爱，积极响应党和祖国的召唤。他们中的许多人学有所长，早在海外功成名就，然而为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毅然放弃国外丰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碍，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怀抱。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火箭专家，也是我国导弹航天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引领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他早年师从著名的“超音速飞机之父”冯·卡门，后来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力的助手，并在1947年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1949年10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使客居异国他乡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说：“我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1955年8月，钱学森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1956年10月，中央宣布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他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2月19日，他具体领导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后来又使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探空火箭，为日后的卫星研制和发射奠定了基础。之后，钱学森又亲自主持“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10月27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

钱三强是我国“两弹一星”研制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他较早倡议中国研制核武器，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1937年，24岁的钱三强考取法国巴黎大学，在该校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伊莱娜·居里。期间，钱三强和妻子何慧泽发现了原子核的“三裂变”“四裂变”，为原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他俩因而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回国后，钱三强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在北京成立，钱三强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事业初创，条件简陋，国内根本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和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就是有钱也难以买到实验必需的物品。面对困难，他与英国归来的彭桓武博士、德国归来的王淦昌博士等人，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群策群力，先研制有关仪器设备，后开展科研工作。他们还一路风尘仆仆，赶赴各地的旧货市场，寻找一切可用的旧电子元器件、旧五金器材，以解科研急需。钱三强曾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核能、核武器与核物理学，并介绍了自己的科研进展，为党中央最终作出研制核武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他的带领下，近代物理所只用5年时间便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理论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948年秋，他抱着掌握本领报效祖国之志，漂洋过海，留学美国普渡大学，专攻核物理学。因学习勤奋，成绩突出，不到两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刚9天，26岁的邓稼先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他说：“我早已看准了自己的位置。只有掌握当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新中国强盛起来，我应该永远站在科学的前沿阵地。”邓稼先回国后成为我国原子弹研制的关键人物。在接到参加原子弹研制命令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由于原子弹项目高度机密，邓稼先无法和家人通信，家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从此，他的名字便在报纸杂志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警卫森严的深院和沙漠戈壁。他冒着严寒酷暑，在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艰苦时光，期间有15次在现场指挥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的设计方案。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

“两弹一星”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一方面是因为科研工作者有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壮丽史诗。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极为落后，市场充斥着洋货，粮食亩产只有区区的几十斤，科技力量更是薄弱，全国科技人员只有5万，其中从事科研的人员仅600人，科学研究机构也只有三四十个，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劳苦，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1957年，中苏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国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以及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中苏协定签订后，中央着手实施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助测试验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当导弹运抵试验场，一切准备就绪时，苏联借故拖延直至拒绝提供协议规定的一切设备以及液氧燃料推进剂，不但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还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中国科研人员硬是靠着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夜以继日，顽强拼搏，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就用国产燃料成功试射了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在第83天，祖国的地平线上终于飞起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枚被称为“争气弹”的导弹的发射成功，成为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终结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

原子弹的研制比导弹更为复杂，花费更大。早在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于我国研制核武器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中国核工业建设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培养人才，掌握技术。当时最紧迫的三大关键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第一是氟油，第二是真空阀门，第三是高能炸药。中国科技工作者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解决了三大关键技术难题，创造了新中国的科技奇迹。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继而又突破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继导弹、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后，中央又把目标瞄准了人造卫星。虽然当时我们对人造卫星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在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领导下，广大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摸索、从零开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功解决了运载火箭、空间研究、试验设备研制、地面跟踪观测系统等方面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使人造卫星的发射成为可能。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颗卫星重达173公斤，超过先前美、苏、日、法4颗卫星的总和。“两弹一星”不仅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面对十分困难的条件，面对物资技术的严重匮乏，“两弹一星”广大研制工作者知难而进，奋力求新，攻破了几千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仪器、仪表、设备。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惊人的速度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辉煌伟业。

（3）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两弹一星”研制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是当时外国人想都不敢想的大胆创新，是外国人做梦都做不到的大胆突破。“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基本准则。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做到了别人已经做到的事，也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事。

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全国上下一条心。周恩来和聂荣臻是“两弹一星”事业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按照毛泽东针对原子弹研制计划所作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个工作”的批示，聂荣臻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等“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协同攻克研制原子弹的各种科技难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仅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就有26个部门、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900多个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试验基地。为了解决研制“两弹一星”所急需的原材料和有关仪器设备，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组织了1000多个单位、40多万人承担配合任务。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参加的人数包括效应试验的部队和职工超过百万。当时，在国防科技人员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们合写一篇大文章”。在“两弹一星”研制中，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科学院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局：一个是计划局，主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主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占了全院科研人员的2/3。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同加工制造。如一些大型的仪器设备是由机械部制造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一些重要的电子仪器和元器件是由电子部、邮电部完成的。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国家综合部门，也是将“两弹一星”列为重中之重，全力给予保障。

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升天，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挑选出18个搞导弹的、搞卫星的、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这“航天十八勇士”来自不同专业，各有所长，在孙家栋带领下，他们重新审定了卫星的研制程序，严格规定了各个研制阶段的任务、技术指标、技术状态和试验要求，特别加强了地面环境试验。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多，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正是“两弹一星”的广大研制者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才使我国在核武器和空间科技领域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

3.“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代表，它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两弹一星”精神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几十年来，“两弹一星”精神凝结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激发亿万中华儿女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阔步前进。特别是在长期的奋斗中，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不仅创造了一个个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培育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这一座座精神丰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砥砺前行，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从奋斗者号载人深潜万米，到量子计算机九章问世；从嫦娥五号携带月球样品安全返回着陆，到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一个个辉煌成就见证“两弹一星”精神的接力传承，增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保持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不懈奋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

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的标语依然醒目：“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让“两弹一星”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就一定能为建成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安喜，1966 年5月入党，1968年3月入伍，1989年8月从部队转业，曾在青岛市纪委工作，1998年4月任海尔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于2006年8月退休。退休后被被吸收为青岛市关工委“五老”宣讲团成员、青岛道德大讲堂讲师，被聘为青岛农业大学企业文化宣讲导师、北大民营经济学院等学校客座教授、山东省企业文化学会副会长，被市关工委〃五老〃宣讲团命名为〃安喜话海尔〃品牌。主要讲课题目：1、海尔文化是海尔持续发展的灵魂；2、海尔互联网模式的实践探索；3、海尔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体会；4、企业文化建设与品牌价值提升等。曾编著《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简明党员手册》、《基层党组织工作手册》等书。曾获青岛市劳动模范，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评为模范军转干部、立一等功1次。